中国人若没有理性和逻辑思维能力，永远都无法真正站起来。

所以，要想推动死刑的废除，法律界人士应当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不要总是从人道和文明的角度论述废除死刑的合理性，而应当从公正角度论述废除死刑的合理性。这些人实在是缺乏自知之明，竟然忘记自己也是个普通人，不知道自己的逻辑很荒谬，所以，这些人有时弱智的很，连普通人的智识都没有。

这正是他们废除死刑的主张不但不为人们所接受反而为人们所抵制的原因。他们可以告诉人们，终身监禁或者5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同样可以还受害者以公道，还受害者家属以慰藉。当下有些法律界人士极力推动死刑的废除，遭到人们普遍的强烈抵制，某些法律界人士被人们蔑称为法学叫兽、弱智法学家、脑残法官，深为人们所厌恶和痛恨。据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讲，此次刑法修正案广泛征求法律界意见，包括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公安部以及著名的法学专家，但最终的修改结果表明，法律界对于死缓制度的不合理缺乏应有的重视。在刑罚上，民意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公正。

法律正当性的基础是人们的认同，如果普遍缺乏人们认同，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是不正当的。当下，死缓是死刑的主要替代刑，但死缓作为死刑替代性的合理性严重不足，被普遍质疑。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看来，法律与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但问题在于，这是否意味着，暂时取得经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充满自信地主张某种模式，或者某种特色？在法律领域是否存在截然不同的印度模式、巴西模式、俄罗斯模式或者中国模式呢？到目前为止，笔者高度怀疑这种可能性。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正兴起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体内容的发展策略，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开始扮演积极推动者的角色。这次运动不论在力度上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前次。这种现代化，绝不仅仅是建立现代经济体系，还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结构、政治格局和法律制度。

比如美国对知识产权法的强调，对国际金融法的重视，尤其是晚近对国际环境法的热忱，在某种程度上都左右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关注点，而导致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沿着这样的议程进行相应的法律改革，并做出具体回应。在经济学领域，从1970年代开始，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发展共识也开始遭遇质疑，进口替代工业化虽然改善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景况，但多数国家仍然停留在贫穷的窘境。

这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去福利化、去管制化为中心内容，倡导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而跨国公司开始四处征战，这种私权力将其触角延伸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随之崛起的是大型跨国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会计公司和投资银行。新殖民主义学者和左翼社会学家将这种发展援助视为早期殖民主义的隐性变体，其目的在于发达国家维持乃至扩张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系。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看来，这一历史过程必然伴随着抵御与接受并存的复杂态度。他们认为，这次法律与发展运动是基于当时的参加者所未予反思的基本预设基础上，即自由法条主义（liberal legalism）。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被日益整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的四处游走，已经使全球法律服务市场呈现出一体化的局面，地方性律师事务所成为跨国律师事务所的代理商，而从全球到地方，在商法领域几乎都运作着内容和操作规程基本同样的法律形式。而两个计划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法治，认可司法独立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主张新法律形式主义。这一背景也使美国第一批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先锋们认为，美国的法律实用主义和政策分析有助于适应发展中国家的法律需要。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的法律文化过于形式主义，无法适应快速变动的经济生活，主张通过法律实用主义来克服殖民地时期引入的欧陆古典法律形式主义所造成的僵化局面，将美国式的以政策分析为核心内容的法律思维引入拉美和非洲。

法律是国家借以实现对个人的控制的工具，规则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以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或者赋予基本的社会原则以效力，而这种规则能够被个人以自由而平等的方式加以改变，也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公民，法律的创制、执行与适用有着明确的分工，司法治理在法律秩序中居于中心地位。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在国内的确也有着某种另辟蹊径的法律改革幻想，如人民司法等模式。

在第二个阶段，世界银行开始为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改革提供独立的贷款，提出了法治的长期规划，这些规划包括能力建设与制度发展贷款、结构调整贷款，独立的法律和司法改革项目，其中最大的一笔是投入到俄罗斯的法律改革，数目达到58万美元。然后，笔者将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来考察他们自主寻找法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全球法律地方化，即对发达国家法律的继受，也包括对这一过程批判与反思。

但从描述性的视角看来，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法律全球化，其中鲜明地包括了两个过程：一个是发达国家将自己的地方性法律上升为全球法的高度，是为地方法律的全球化。一些学者认为，第二轮的法律与发展运动正在经历震荡与整理的过程，或许新一波的法律与发展正在反思与酝酿之中，楚贝克等学者将其称为新法律与发展，或者法治第二波。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对于法律全球化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在1970年代已经激起了一次较为强烈的反弹。经济作为一种事实性的力量已经获得了普遍的承认。而民国时期的法律改革，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法学的色彩。这种自由法条主义认为，法律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般性的关系，社会由个人和中间组织构成，个人自愿地自我组织并结合成国家，国家被视为个人联合起来彼此进行自我治理的机构，是实现个人发展的工具。

世行还为此成立了一些研究部门，包括著名的世界银行学院（World Bank Institute），专门从事善治方面的研究。而法律与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现代法律理论的一个核心议题。

这些改革包括推销美国的宪政制度，尤其是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第二次法律与发展运动第二次法律与发展运动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叶。

由于1970年代依附理论的兴起，使发展中国家将关注点转向了不公平的世界体系，当时以联合国为中心，掀起了一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陆续推出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等一系列文件，并促成了跨越东西方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著名的国际贸易公约。第二个阶段是从1990年到1999年，被称为治理（governance）。

经济条件的改善带来了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民间以要求政府兑现政策的请愿式上访逐步向以维权为目标的有组织行动转变，但显然当前的法律框架对此是压制型的，而非回应型的。最后，笔者将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考察基于中国经验的法律与经济发展，及其隐含的问题和困境。实际上，根据哈佛大学教授邓肯·肯尼迪的观察，自1850~2000年，整个世界的法律与法律思想都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散播过程，从1850~1914年古典法律思想的兴起，到1900~1968年社会导向法律思想的勃兴，再到1945~2000年新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政策分析的相互配合与相互补充，似乎世界任何一个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和地区，在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上都未能逃离这样的基本框架。作为行动系统的法律必将重塑继受国的社会关系，而作为意义系统的法律也不可避免地转变继受国民众的意义认知，它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是持续而深远的。

改革刑事法律制度和警察制度。法律与经济发展自从波兰尼写作《大转型》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他所做出的时代诊断是正确的。

当时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的一些大学、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国际法学会以及国际法律中心等参与，由一批美国精英法学院的教授们主导，开始向拉丁美洲输出美国法律教育模式，少量计划也涉及到了非洲。这个中心主要向巴西的法律职业人传授一些如苏格拉底教学法这样的美式法律教育技术，以用于从事案例、文本和立法资料方面的讨论。

曾经参与这次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学者楚贝克与加兰特曾对失败的原因有所反思。经济正在脱离它所产生的社会生活，成为独立的系统。

当然，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即以单纯财富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发展观在各个方面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社会不满。它秉持颇为现实主义的预设，即认为如果没有明显的经济进步，法律包括政治体制本身都会出现潜在的危机。韦伯看到了这一过程的不可逆转，它正像脱缰的野马，拖拽着人类朝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1960年代中期，出于巩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需要，美国和欧洲试图在拉丁美洲与非洲从事一定规模的发展援助。

1968年席卷欧洲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激进的学生开始质疑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安排，而这种造反的潮流也波及到了法律思想。当时，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改革法律教育的方式改善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并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而工具主义导向的法律也很可能弱化国家对个体权利的保障。类似的法律教育改革计划也陆续在其他拉美国家展开，包括1965年在哥斯达黎加受国际开发署资助的计划：1967年在智利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计划，以及1969年在哥伦比亚受两个机构共同资助的计划。

而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专家则将其视为推动法律全球化的必经环节，是促进人类普遍繁荣的必要手段。但这些模式要么取材于革命法制与审判的非常规法律智慧，要么回溯到非正式司法为主宰的共同体治理经验，其效果究竟怎样，是否能够真正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答案仍然是高度不确定的。